1929年8月16日18时15分信悦网配资，一名穿着长衫的中年男子走进了青岛特别市中山路上的“新盛泰”鞋店，然后径直走向鞋柜，做出一副挑选皮鞋的模样。与此同时，店里还有一个年轻男子正在等候店老板给他打包一双定制的高档皮鞋，在此过程中，中年男子始终没有瞧年轻男子一眼，但当年轻男子接过鞋店老板给他打包好的皮鞋转身准备离开鞋店时，中年男子突然掏出一支“花口撸子”手枪（勃朗宁M1910手枪），对着年轻男子的后背开了一枪——
“叭——”
年轻男子背部中弹，当场扑倒在地，长衫中年男子快步来到倒地的年轻男子身旁，又“叭叭”连补两枪。此时，鞋店门外又有一名男子拔出手枪朝天“叭叭”开了两枪，然后两名持枪男子趁着枪声造成的一片混乱中从容离开现场，此时是18时25分，从开枪到枪手撤离现场，总共只有不到一分钟。
两个小时后，混吃等死的青岛市警察局才派人来到现场，此时还惊魂未定的“新盛泰”鞋店说：被杀的年轻男子叫王复元，是他店里的客人，半个月前他来店里定制了一双高档皮鞋，约定当天取货。王复元走进鞋店后笑着和他寒暄了两句后，他将制作好的皮鞋给王复元验货和试穿，王觉得满意后付了余款，然后他将鞋打包后交给王复元，王复元拎着包好的皮鞋还没走出店门时，一个穿着长衫的男人就从背后朝他开枪，王复元倒地后这人又冲上去补了几枪——
鞋店老板还说：那个穿长衫的男人看起来瘦瘦弱弱的样子，进门后王复元还回头朝他看了一会儿，不过那个中年男人根本就没瞧王复元一眼，自顾自看摆在鞋柜上的皮鞋。所以王复元也就没再看他，而是继续试鞋，在王复元离开鞋店之前，穿长衫的男人始终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所以当他拔枪向王复元射击的时候店里的人完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完全都是懵的。
至于枪手的长相，鞋店老板表示穿长衫的男人戴着一副镜片很大的墨镜，完全把眼睛和眉毛全都遮住了，完全看不清长相。
8月17日一早，当时中国数得上名号的各家报纸刊登了题为“自首共党被人暗杀”的新闻：“自首共党王复元十六日下午六点二十五分在中山路被人暗杀，中三枪，当时殒命，凶手逃逸。”
“自首”，是当时国民党当局对叛变的共产党员的“含蓄称呼”，而这种人在共产党内部只有一个称呼：“叛徒！”
这个被三枪击杀毙命的王复元，就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的叛徒，他是如何走向背叛党组织的绝路？又为何会惨死在枪口之下呢？
祖籍山东历城县、技工出身的王复元是1922年入党的老资格党员，1926年10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执行委员并成为青岛地下党的负责人、担任青岛市委书记和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等要职，在党内的仕途可谓是顺风顺水，要知道他担任青岛市委书记的时候才26岁。
党史对王复元的堕落腐化是这样记载的：“他从社会的最底层脱颖而出信悦网配资，手中已经有了一些权力，这种感觉让他很受用。但是，随着私欲的膨胀，他不再安于艰苦的生活。”
于是，丧失理想信念而追求物质享受的王复元就开始将手伸向原本就很紧张的党组织经费上——
1927年4月27日，王复元在武汉参加完党的“五大”后，带着党中央让他带回山东的1000大洋的活动经费返回山东，但王复元到山东后谎称这笔经费在途中被窃，实际上则是将这笔巨款据为己有，用于个人享受和挥霍。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处境艰难，无法对这笔经费到底如何丢失的进行查证，让王复元成功咩下了这笔钱。
一年后，1000大洋被王复元挥霍殆尽，尝到甜头的王复元于1928年4月又谎称要去上海与党组织联系工作，向集成石印局（承印青岛地下党党内刊物、文件等资料印刷工作重任）索要了2000大洋的经费去上海吃喝玩乐，直接导致集成石印局资金断裂而被迫停业。
印局负责人向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汇报工作时提及了王复元要了2000大洋经费去上海与党组织联系工作一事。邓恩铭亲自到上海与党中央联系，证实王复元在说谎，于是邓恩铭向党中央报告了王复元贪污一事，随后回到青岛找到王复元对他进行严厉批评，要求他交出贪污的款项。王复元谎称这2000大洋是借来做生意的，马上归还，但是随后不久王复元就人间蒸发了。
在寻找王复元不得的情况下，山东省委根据我党在1926年8月颁布的《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我党的第一个反腐文件）开会研究决定开除王复元党籍，也使王复元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因贪污腐败开除党籍的党员。
王复元被开除党籍后怀恨在心，旋即就在1928年11月王复元主动联系国民党的济南市党部，向国民党济南党部头子王乐平“自首”，并发表了“反共宣言”。一个月后，同为共产党员的王复元的哥哥王用章（曾参与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历任中共济南地委农工部主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主任等职）也随之叛变。他二人对当时山东各地的地下党组织情况可谓了如指掌，为了向“新主子”邀功，两人向国民党反动派提供了大量的山东地下党组织情报，并纠集一撮叛徒组成“清共委员会”和“捕共队”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导致山东地下党组织损失惨重，有六十余名中层和高层重要领导人暴露被捕。
王复元的叛变造成的最严重损失莫过于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于1929年1月19日被捕，他当时刚刚从淄博矿区返回济南，在火车站被王复元指挥的“捕共队”抓获。同时被捕的还有另外十六名山东省委、济南市委的同志，导致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的地下党组织一时间完全瘫痪。
1931年4月5日，邓恩铭在济南市纬八路刑场慷慨就义，时年30岁。同日就义的还有刘谦初、吴丽实、雷晋笙、郭隆真、党维蓉、刘晓浦、于清书、李敬铨、宋占一、刘一梦、朱霄、纪子瑞、车锡贵、王凤岐、孙守诚、孔庆嘉、任守钧、赵鸿功、王锡三、李华亭、陈德金等二十一人，史称济南“四五惨案”。
如此惨重的损失让在上海的党中央痛心不已，意识到不铲除王复元，地下党在山东的组织恢复重建就无从谈起，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给中央特科专门负责锄奸的三科负责人顾顺章下令铲除王复元。并派出曾任自己贴身卫士的王昭功和张英，并偷运枪支和弹药，准备锄奸行动。
王昭功和张英乘坐海轮抵达青岛后，王昭功只身前往济南打前站信悦网配资，结果在济南火车站刚下火车就被王复元的“捕共队”认出而被捕，最终被杀害。张英则被迫潜伏下来，等候中央进一步指示。
为了让张英行动方便，将山东省委干部傅作书堂的妹妹傅桂兰派给张英，两人以夫妻的名义化装后结伴前往济南。住进了地下党在济南的秘密联络点悦来客栈，结果没想到入住当晚就被丁惟尊带人包围了住处，张英被捕，傅桂兰因为面生，没人认出她，经审查一阵后放出。
张英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劝降引诱、严刑拷打而不为所动，进而抓住监狱看管不严的机会利用自己的“缩骨功”挣脱镣铐，成功越狱后从济南逃回青岛，经组织安排躲在青岛邮电局局长——日本人金指金一郎家养病（当时青岛由日本人管辖），躲过了王复元的搜捕（金指金一郎家的厨师曲学尧的小舅子王科仁曾经跟着张英学功夫，是他的关门弟子，曾经救过金指金一郎的命）。
1929年7月，国民政府接管青岛，王复元利用他曾当过青岛市委书记这一便利继续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搜捕共产党员。并诱使青岛市委秘书长丁惟尊叛变（王复元是丁惟尊的入党介绍人），帮助他搜捕共产党员。
为了增援张英，中央特科又派出四名特工取道高密再伺机前往青岛，但由于丁惟尊的叛变，四人在高密火车站一下车被丁惟尊带人盯上，其中两人因为得到丁惟尊的妻子傅玉真的暗示而侥幸逃脱，另两人未曾防备，被丁惟尊指认出后被抓捕，最终英勇就义。
张英康复后，党组织指定王科仁和地下党员徐子兴为张英的助手继续锄奸行动，三个人做通了丁惟尊的妻子傅玉真的工作，获得了傅玉真关于除掉王复元和丁惟尊的支持。
1929年8月10日晚，傅玉真在将丁惟尊伺候舒服之后，真穿上衣服，悄悄打开房门放张英进屋，将一滩软泥一样摊在床上呼呼大睡的丁惟尊从被窝里抓了出来，用“花口撸子”手枪抵着丁惟尊的脑袋，低声说了句“我代表人民代表组织，判处你死刑”后扣动了扳机，子弹爆了丁惟尊的脑袋，结果了这个叛徒的性命。
张英走后，傅玉真装作哭得梨花带雨去警察局报案，所以没有受到任何怀疑。
丁惟尊死后，王复元以“关心下属遗孀”的名义天天上门纠缠傅玉真，为了完成任务，傅玉真忍辱负重委身于敌。
8月16日10时，王复元离开傅玉真家时，傅玉真发现他的皮鞋都已经旧的变形了，于是装作不经意地问：“看你的鞋，都变形了。”
王复元不好意思地说：“这双旧了，是该换了，我在鞋店定做了一双皮鞋，今儿个下午就去取。”
傅玉真又问：“是新盛泰鞋店吗？”
王复元想都没想就回答：“对，那里鞋工艺好，货真价实，我是那里的老主顾。”
王复元走后不久，张英就从傅玉真那里得到情报“8月16日下午，王复元要到新盛泰鞋店取鞋”，随即这条情报得到了埋伏在“捕共队”内部的地下党员徐子兴的证实“8月16日下午，王复元要到新盛泰鞋店取鞋”。
于是张英火速部署，由王科仁化装扮为长衫客人进入鞋店执行铲除叛徒王复元的行动，因为王复元不认识王科仁，加上化装可以万无一失，而张英化装后在鞋店门口负责接应，终于在8月16日18时25分在“新盛泰”鞋店成功击杀王复元。
铲除特务王复元和丁惟尊成为中央特科短暂的历史上最为经典的锄奸行动。
至于另一个叛徒王用章，1930年后，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兼胶济铁路党务委员。新中国成立后的镇反运动中，王用章被群众揭发而被判处死刑，但此时他身染重病被准许暂缓执行并进行治疗，最终在1957年并死于济南的监狱医院，终年60岁。
附录：济南“四五惨案”和邓恩铭一起牺牲的烈士们：
朱霄、宋占一、车锡贵、王凤岐、孙守诚、任守钧、王锡三、李华亭、陈德金烈士的照片目前无法找到，欢迎知情小伙伴积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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